雪不下了。
我侧躺在木架旁的雪地上,左半边身子陷进夜里新落的积雪里,冻得没了知觉。手腕上的铁环还是那副铁环,箍在木柱上,箍了七天,把腕骨磨出一道白印,白印边上是一圈结了痂的血痕。我试着动了动手指,指节咔咔响了两声,像冻硬的树枝被掰断。
天是灰的。云层压得很低,把整个山谷扣在一口铅灰色的锅底下。广场上的灯笼全灭了,昨晚有人提过的那盏坏灯笼歪在绳子上,纸罩被雪打塌了半边。空气里有股冷铁味,混着雪和松脂,还有我自己身上酸掉的汗和干掉的精液混在一起的馊味。
远处有脚步声。不止一个人。靴子踩在硬雪上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,由远及近,沉甸甸的,不急不缓。我睁开眼,看见村长的黑色胶靴停在离我三步远的地方,靴筒上沾着雪沫和泥点子。
“醒了?”约翰逊的声音从头顶压下来,像踩雪的声音一样干巴巴的。
我没回答。他身后还站着两个人。一个老女人,胖,裹着一件深棕色的厚呢斗篷,斗篷帽子上镶着一圈灰扑扑的兔毛,脸从帽檐下挤出来,肉嘟嘟的下巴叠了两层,眼睛小而亮,像两颗嵌在肥肉里的黑豆。贝西。我在第一天见过她,她摇着铜铃看我被约翰逊捅进去,嘴里念念有词,像在念一首只有她自己听得懂的歌。
另一个是个老头,比贝西还老,瘦一些,但肚腩撑在棉袄前襟上,鼓出一个圆滚滚的弧。他拄着一根黑色的木杖,杖头磨得油光锃亮,手指关节粗大,指甲缝里嵌着陈年的污垢。我不认识他,但我猜他就是辛巴。老村长。十年前和贝西一起选中我的人。
贝西走近了。她走得很慢,每一步都先把脚尖插进雪里探一探,像一只过于肥胖的猫在试探冰面。她在我面前蹲下来,膝盖骨咔哒一声响,斗篷下摆拖在雪地上,蹭出一道宽宽的痕迹。她伸出右手,五根手指又短又粗,指节上全是皱纹,指甲剪得秃秃的,拇指和食指捏住我的下巴,往上抬。
她的手很热。热得不正常,像刚在炉子上烤过。那股热量从她指腹渗进我冰凉的皮肤里,激得我打了个寒颤。
“抬头。”她说。声音粗粝,像砂纸刮过木板。
我抬了。不是听话,是下巴被她掐着,不抬不行。我的脸被掰向左侧,又掰向右侧,像一件瓷器被她翻来覆去地验货。她的眼睛凑得很近,近到我能闻见她嘴里呼出来的气味——陈茶、烟丝、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草药味。
“眼睛还是亮,”贝西说,不是对我说,是对辛巴说的,“冻了七天,没瞎。眼白有点血丝,但瞳仁没散。好眼。”
辛巴拄着杖往前迈了一步,低头看了我一眼,没说话,只是嗯了一声。那声“嗯”从他喉咙深处滚出来,像老狗在窝里翻了个身。
贝西的手指从我下巴上松开,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滑,滑过锁骨,按了按我胸口正中那块骨头,然后捏住我的左乳,翻过来看了看乳房下缘,又捏了捏乳头的形状。她的动作很熟练,没有一丝犹豫,像一个在菜市场挑猪肉的主妇在翻看肉皮上的检疫章。
“乳房发育充分,”她嘴里念着,像在填一张表格,“乳晕颜色浅,弹性好,腺体组织紧实,没有硬块。比去年检查的时候又大了半号。”
去年。她说去年。
我的手猛地攥了一下,铁环磕在木柱上,嗒的一声。贝西没理我,继续往下摸。她的手按在我的肋骨上,一根一根数过去,又在我肚子上掐了一把,捏起一层薄薄的皮下脂肪,搓了搓。
“腰腹脂肪层适中,”她自言自语,“没因为受冻消耗太多。肌肉纤维紧,不是松的,说明底子好。”
她把我翻过来——我不知道她哪来那么大力气,那双又短又粗的手扣住我的胯骨,一拧,我整个人就从侧躺变成了仰面朝天。后背贴在雪地上,冷得我弓起腰,脊椎骨一节一节硌在冻硬的地面上。贝西按着我的大腿根,分开我的腿,看了一眼我两腿之间的部位,又掰开我的臀瓣看了看后面。
“外阴轻微充血,没有撕裂感染,”她顿了顿,抬头看了约翰逊一眼,“你第一天用的劲不小,但没弄坏。肛门口有一圈撕裂,结了痂,问题不大。”
约翰逊在旁边嗯了一声,像在听一个跟自己关系不大的汇报。
贝西把我翻回来,让我重新侧躺在雪地上。整个过程用了不到三分钟。三分钟,她把我从头到脚摸了一遍,像在农贸市场上验一头生猪的膘厚和肉质。我伏在雪地上,脸颊贴着冰面,呼出的白气在眼前聚了又散,散了又聚。
“站起来。”约翰逊说。
我没动。不是不想动,是腿不听使唤。
“把她架起来。”约翰逊朝广场边扬了扬下巴。
我这才看见他们。我的家人。父亲杰森站在广场东边的老榆树底下,深蓝色羽绒服的帽子扣在头上,两只手插在口袋里,肩膀缩着,整个人看起来比平时矮了一截。他旁边站着母亲莉娅,她围着一条暗红色的羊毛围巾,围巾拉得很高,遮住了半张脸,只露出一双眼睛,那双眼睛看着地上的我,眨了一下,然后移开了。
哥哥迈克站在父母身后两步远的地方,警用冬靴的鞋带系得整整齐齐,双手抱在胸前,脸上没有表情。姐姐美娜挨着他,羽绒服领子竖起来挡住耳朵,嘴唇抿成一条直线,眼睛盯着自己靴尖前面的那块雪地,好像那块雪地上写了什么非看不可的字。
外婆麦迪拉和外公贝森站在广场西边,离木架最近。外婆还是那件枣红色棉袄,盘扣扣到最上面一颗,拐杖拄在右手,左手搭在外公胳膊上。外公穿着皮围裙,围裙上的暗红色冻成了深褐色,在灰白的天光下看起来像铁锈。
两个人架着我的胳膊把我从地上拽起来。我的膝盖弯了七天,突然拉直,关节咔咔响了两声,疼得我咬住嘴唇。脚底板踩在雪地上,针扎一样,从脚心一直麻到小腿肚子。我晃了晃,架着我的人没松手。
贝西站在我正对面,她比我矮半个头,但她看我的眼神是俯视的。那种俯视不是身高的差距,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、根深蒂固的居高临下。
“凯蒂。”她叫了我的名字。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正式,像法官在念判决书。“你听好了。这些话我只说一遍。”
辛巴拄着杖站到她旁边,两个老人并肩立着,像两棵被雷劈过的老树,枝干焦黑,但根还死死地扎在地底下。
“十年前,”贝西说,“你第一次跟你父母来村里过圣诞节。那年你八岁。”
我八岁。那年的事我记得不多。只记得雪很大,外婆家的炉子烧得很暖,外婆给我织了一双红毛线的手套,我戴着手套在院子里堆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雪人。外公杀了一头猪,挂在后院,我跑过去看,被猪头瞪着的眼睛吓哭了,外婆把我抱回屋里,给我热了一杯可可。
“你来的第三天,”贝西继续说,“你妈带你来祠堂广场参加村里的圣诞集会。你穿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,戴着你外婆织的红手套,站在你妈腿边上,安安静静的,不哭不闹。那天广场上人很多,所有孩子都在跑在叫,就你一个站在那里,乖乖地拉着你妈的手。”
辛巴在旁边开了口。他的声音比贝西的低,像石头滚过河床:“我一眼就看见你了。”
他拄着杖往前走了一步,用杖头点了点我脚边的雪地。“别的孩子都在闹,就你不闹。我问你妈,这孩子叫什么,你妈说叫凯蒂。我问你几岁,你说八岁。你说话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睛,不怕生。”
他停了一下,喉结上下滚了滚,像在咽一口陈年的痰。“我看人看了七十八年,没见过一个八岁的孩子眼神那么干净。不是傻,是干净。像泉水,一眼能望到底。”
贝西接过话头:“老村长当天晚上来找我,说今年的圣诞集会上看见一个女孩,问他有没有看见。我说看见了。他说这个行不行,我说行。”
“你们说的‘行’是什么意思?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,沙哑得不像自己的。
贝西低头看着我,那双嵌在肥肉里的黑眼睛眨了一下。“意思是那年我们就定下了。你,凯蒂,是下一个神师祭品。”
“之前的是什么?”我问。我的声音很轻,轻得像雪落在雪上。
“猪。”辛巴说。他吐出这个字的时候,嘴角往下撇了一下,像在说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。“每年都是猪。挑村里最肥的一头,腊月二十三宰了,放血,去毛,掏内脏,架在祠堂门口的铁架子上烤。烤熟了,全村分着吃。吃了多少年了,一直都是猪。”
“可是神师前两年托了梦,”贝西说,她的声音压低了一些,像在说一件不该被太多人听到的事,“说猪的灵性不够,祭了这么多年,村里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,雪一年比一年大,出去打工的年轻人一年比一年少。神师说,要换。换一个有人心的。”
“所以你们就换了我?”我的嘴唇在抖,但眼泪没掉。眼眶干干的,像被风灌满了,灌得满满的,什么都流不出来。
“不是换了你,”贝西纠正我,“是选了你。选一个祭品要看很多方面。样貌要好,不能有疤,不能有胎记,五官要端正,骨架要匀称。性子要顺,不能太烈,太烈的关不住,也不能太木,太木的肉发酸。发育要跟得上,乳房、臀部、大腿,都得长到合适的尺寸。这些条件,你全占了。你自己不知道,但你八岁那年往广场上一站,我和老村长就看见了——你长大了,一定是一头好年猪。”
“所以你妈每年带你回来,”辛巴说,“不是回来过节。是回来给我们看。”
我的头转向东边。老榆树底下,父亲杰森的羽绒服帽子动了动,他的脸往左偏了一下,又往右偏了一下,最后低下去,下巴埋进领口里,两只手在口袋里攥成了拳头。母亲莉娅站在他旁边,围巾还是拉得很高,但她没有低头。她看着我,眼睛里没有泪,也没有躲闪,就那样平平地看过来,像在看一棵被风刮倒的树。
“妈。”我叫了她一声。
她没有应。
“妈。”我又叫了一声。
她的嘴唇在围巾后面动了动,但没发出声音。她动嘴唇的样子像在默念一个词,念了好几遍,念完就抿住了,抿得紧紧的,像要把那个词永远关在嘴里。
“你妈十二岁的时候也被选过,”贝西在旁边说,语气平淡,像在陈述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,“但她没过关。发育没跟上,胸太小,骨盆也窄,神师看不上。我们放了她,让她长大了嫁人,生了你们几个。但她欠村里一个祭品。她答应过,如果她将来生了女儿,养到合适的年纪,就还给村里。”
我听见了。每一个字都听见了。但那些字连在一起,像一串我听不懂的外语,从耳朵里灌进去,在大脑里转了一圈,找不到任何可以落脚的缝隙。
“所以你妈每年把你带回来,”贝西说,“让你外婆养着你,喂你吃好的,看着你长。你十岁那年,你外婆写信来说凯蒂的骨架长开了。你十二岁那年,你外婆说你来了初潮,发育正式启动了。你十五岁那年,我亲自下山去你外婆家看了一眼,你穿着一条格子的棉布裙子,坐在炉子旁边看书,我站在门口看了你十分钟,你都没发现。那天我就跟你外婆说,这头年猪,稳了。”
外婆站在广场西边,拐杖拄在雪地上,纹丝不动。她的脸在灰白的天光下看起来像一张揉过的宣纸,皱纹从眼角往太阳穴散开,每一道都刻得很深。她看着我,微微点了点头,像在说:是的,就是这样。
“今年你十八岁,”贝西说,“高中毕业了。乳房发育到C杯,臀围比去年又宽了两公分,骨盆开度够,子宫位置正,全身皮肤没有胎记没有疤,牙齿整齐,发质好,内脏功能正常。我验了十年,你是最完美的一头。”
她说完这句话,往后退了一步。辛巴也往后退了一步。两个人并肩站着,看着我,像两个刚刚完成了一件耗时十年的作品的工匠,在看自己最后一道工序的成果。
我的膝盖忽然软了。不是那种被人推倒的软,是从里面开始软的,像两根柱子中间的水泥被什么东西震碎了,外表还站着,但里面已经塌了。我往下一滑,架着我胳膊的两个人没拉住,我跪倒在雪地上,膝盖砸进冻硬的雪壳里,咔的一声,像什么东西裂了。
我伏在木架旁边,额头抵着雪地,雪在额头的温度下化了一小片,冰水顺着眉骨流进眼睛里。我闭上眼睛,听见贝西的靴子踩在雪上嘎吱嘎吱地走远了,听见辛巴的木杖笃笃笃地敲着冻土,听见约翰逊说了句什么,没听清,听见广场边上的脚步声四散开来。
有人蹲在我身边。我闻到了红枣棉袄上那股樟脑和柴火的味道。
外婆的声音贴着我耳朵响起来,很轻,轻得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:“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话,是哄你的。没有外婆,没有妈妈,没有祖祖辈辈的女人被献过祭。你是第一个。”
她停了一下,拐杖在雪地上拧了半圈。
“猪的灵性不够,神师不满意。所以要换人。你是第一个,但你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你姐姐美娜将来要是生了女儿,也会送过来。这是规矩。”
她说完站起来,拐杖笃的一声戳进雪里,走了。
我伏在雪地上,脸埋进手臂弯里,一动不动。雪又开始落了,落在我的背上,落在我的后脑勺上,落在铁环和木柱之间那一截磨得发亮的铁链上。一片一片,凉丝丝的,像外婆当年给我织的那双红手套,像炉子上的热可可,像八岁那年我堆的那个歪歪扭扭的雪人。
我没有哭。也没有发抖。我的身体很静,静得像一潭被冻到底的湖水,连最深处的那一丝波纹都消失了。
眼角有东西滑下来,流进雪地里,在冰面上烫出一条细细的沟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可能是雪化了。
也可能是最后一点什么东西,从我身体里流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