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早上，沈晚宁被敲门声叫醒。
不是那个疤眉男人的节奏。这次的敲法更轻，三下，停顿，再三下，像是某种通知而非请示。她从床上坐起来，昨晚的牛奶还搁在床头柜上，表面凝了一层薄薄的奶皮。
门外站着的是个五十多岁的意大利女人，灰白头发盘成低髻，穿深蓝色制服裙，手里托着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。她用带着口音的英语说，Moretti先生请小姐九点下楼用早餐，这些是换洗的衣物。
沈晚宁接过衣服，道了声谢。门关上后她把衣服展开——一条米白色羊绒连衣裙，剪裁简单但料子极好，吊牌还没拆，尺码分毫不差。内衣也是新的，同尺码。她站在床边愣了整整十秒，脸上慢慢烧起来。
她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。但她很清楚，Alessandro Moretti这种人，想知道什么就能知道什么。
浴室的热水很足。洗完澡换上那身衣服，沈晚宁站在镜前看了看自己——领口开得很得体，裙摆在膝下，腰线收得刚好，像个被精心打理的展品。她不讨厌这身衣服，但她讨厌自己穿上之后看起来这么合适。
九点整，她推门下楼。
餐厅在私宅一楼东侧，落地窗外是修剪得过分整齐的意大利花园，晨光透过薄纱窗帘洒进来，在白色大理石地板上铺了一层淡金色。Alessandro已经坐在餐桌的一端，面前摊着一台超薄笔记本电脑和一杯意式浓缩。他换了身衣服，今天穿的是浅灰色衬衫，袖口卷到小臂，金发在晨光里颜色更浅，像融化的蜂蜜。
他抬头看她走进来，目光从她的脸移到裙摆再移回来，没有掩饰打量，也没有出声评价。那种眼神不是审视，更像是在确认——确认她穿着他选的衣服，待在他安排的地方，按他定的时间出现。
“坐。”他合上笔记本电脑，朝对面抬了抬下巴。
沈晚宁在长桌另一端坐下，和他隔着至少两米。她注意到中间摆着三人份的餐具，水晶杯里已经倒好了橙汁，面包篮里装着刚烤好的可颂和佛卡夏，旁边还有一小碟她常吃的那种草莓果酱——她在香港家里的早餐桌上总是摆这个牌子。
她没去碰果酱碟，只是端起橙汁抿了一口。
“我爸呢？”
“你父亲一早就出去了。”Alessandro拿起自己的咖啡杯，视线没从她脸上移开，“米兰有些手续需要他本人到场。我安排了人陪同。”
陪同。沈晚宁握着杯子的手指收紧了一点。她懂这个词在Moretti家族字典里的意思。
“他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“取决于事情办得顺不顺利。”他的语气很平淡，像在说天气，“你不用担心他的安全。只要他遵守约定，他在这里就是客人，不是囚犯。”
沈晚宁把橙汁放下，抬头直视他：“那我是客人还是囚犯？”
Alessandro没有立刻回答。他放下咖啡杯，身体往椅背上一靠，右手食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。那个动作很短，但沈晚宁注意到了——他的指腹上真的有一层薄茧，不是做粗活的痕迹，更像是长久反复握某种工具磨出来的。
“你是条件，”他说，语气和昨晚一模一样，但这次多了点什么，好像是耐心，“条件是中性的。它不看主人脸色，也不需要讨好任何人，但它必须待在约定的位置。”
“条件也有保质期吧？”沈晚宁拿起叉子，切了一小块可颂，没有吃，“你打算把我放到什么时候？”
“放到我认为够了为止。”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终于露出了一点笑意，很浅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但眼睛里的东西没变。沈晚宁突然觉得，这个男人的温和比他的冷硬更难对付。冷硬至少可以对抗，温和却让人找不到发力的支点。
她低头吃面包，不再说话。可颂烤得很酥，黄油味浓郁，和她去年在巴黎上学时吃的差不多。如果换一个场合，她可能会觉得这顿早餐不错。
但此刻每一口都像在签署一份她没有完整的合同。
吃到一半，餐厅门外传来轻微的响动。那个疤眉男人出现在门口，没有进来，只是朝Alessandro点了一下头。Alessandro起身，拿起椅背上的深色外套，一边穿一边对沈晚宁说：“我出去一趟，下午回来。楼下书房里有书，花园里可以走，但别出大门。”
他走到餐厅门口时停了一下，侧过脸，晨光正好落在他的下颌线上，把那些硬朗的线条切成明暗两半。
“Matteo会留在宅子里。你要什么就跟他说。”
沈晚宁没应声，只是用叉子拨弄着盘子里的可颂碎屑。她听见他的脚步声穿过客厅，然后是大门开启又关上的声音，沉稳干脆，像翻过一页书。
餐厅里安静下来。窗外的花园里有个花匠在修剪薰衣草，剪子开合的声音规律得像节拍器。沈晚宁坐了一会儿，起身走到落地窗边，看着那片被精心照料的花园。
她看见围墙，看见围墙外的意大利柏树，看见更远处层层叠叠的托斯卡纳丘陵在晨雾中若隐若现。她想起昨晚那双在黑暗里扣住她手腕的手，想起肉桂粉浮在拿铁上的样子，想起他说“我明天就亲自去接一次”。
她突然意识到一件事——Alessandro Moretti从来没用过威胁的语气。
他说那些话的时候，就像在陈述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。
沈晚宁转过身，走向餐厅门口。她不打算逃跑，至少现在不。但她需要弄清楚这栋宅子的每一个出口、每一扇窗、每一条走廊通向哪里。她需要知道那个叫Matteo的疤眉男人守在什么位置，需要知道Alessandro的书房里放了什么，需要知道父亲的手机到底接到了谁的电话。
她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。她是沈鹤年的女儿，从十五岁起就坐在家族晚宴上听长辈们谈生意，知道什么叫筹码，什么叫条件，什么叫“等到香港出手”。
只是从前她坐在那些场合里，是旁观者。
现在她是局中人。
沈晚宁推开餐厅的门，走进客厅。客厅的丝绒沙发上整齐地放着一本翻了一半的意大利文杂志，茶几上的水晶杯还没收走，杯底残留着一层浅浅的琥珀色酒液。整个一层安静得像一座被精心维护的博物馆。
书房的门半掩着。她站在门口犹豫了两秒，然后伸手推开了它。
窗边那张椅子上，她的护照和手机还放在原处，像两个无声的坐标，标记着她来时的路和此刻的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