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看着她。搪瓷杯还停在她手里,杯底离桌面三寸,水纹还在晃。日光灯嗡嗡响。窗外云层压得很低,光线暗得像傍晚。我张开嘴,喉咙里像塞了团干棉花。
“是。”
那个字从嘴里出来的时候轻飘飘的,轻得连我自己都没听清。但母亲听见了。她端杯子的手没有抖,水纹却突然停了——不是慢慢停的,是一下子停的,像是杯里的水被什么东西瞬间冻住了。
她慢慢把搪瓷杯放回桌面。杯底磕在木桌上,发出很轻的一声,轻得像一根针掉在地上。
“还有谁。”
她问的不是“什么时候”、不是“怎么做的”、不是“为什么”。她问的是“还有谁”。这三个字像一把刀,又快又准,直接捅在最要命的地方。我低下头,盯着桌面上那块被搪瓷杯底磨掉漆的木纹,开始说。
从最早开始。从我睡在炕上装睡偷看她和爸开始。从那个冬夜,爸压在她身上,她低声说别射里头。我一直说下去,声音不大,但很稳。说搬到筒子楼以后偷看姑姑和姑父,说在舅妈家发现跳蛋,说在婶婶家安摄像头,说和姑姑在服装店试衣间里的第一次。我说姑姑的小阴唇是蝴蝶状的,右边有个天生的裂口。我说舅妈怀孕七个月,奶水已经能往外涌,乳晕颜色深得发黑。我说兰姨的钥匙掉在布袋外面,铜钥匙齿在灯下闪光。我说表妹月从她父母房间翻出避孕套,攥在手里带到我房间。
我把这些事一件一件翻出来,没有跳过,没有美化,没有给自己找借口。我说的时候一直盯着桌面上的木纹,不敢抬头看她。桌面上那块掉漆的地方旁边有一道旧的烫痕,大概是哪年哪月搪瓷杯太烫留下的印子。我盯着那道印子,把该说的都说了。
唯独婶婶丽的事我一个字都没提。
不是因为忘了。是因为婶婶和妈一直不对付——婶婶说话夹枪带棒,妈从来让着她,但婶婶从没念过妈的好。这件事要是让妈知道,她不会去找婶婶算账,她只会把这件事咽下去,和今天咽下去的所有东西一起烂在肚子里。而且婶婶是什么人我知道。她要是知道妈晓得了,不会哭,不会闹,她会反手拿这件事当刀子使,一刀一刀剐在妈身上。我不能让她有这把刀。
我说到最后,声音越来越干,像砂纸磨在木板上。窗外开始下雨了。雨点打在玻璃上,先是两三滴,然后密集起来,噼里啪啦,像是有人在窗外撒豆子。雨声把日光灯的嗡嗡声盖住了。房间里暗得需要开灯,但没人去开。
母亲一直坐在对面听。她没有哭。没有骂我。没有站起来摔杯子。她的两只手平放在桌面上,手指并拢,一动不动。我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一直看着我,但那眼神不像是看人——像是在看一件她认了很久很久的东西,突然发现那东西根本不是她以为的那样。不是愤怒,不是恶心,不是悲伤。是空的。空得连回声都没有。
我说完了。雨还在下。
母亲沉默了很久。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开口了。然后她把搪瓷杯端起来,抿了一口。那杯水早就凉透了。她咽下去,把杯子放回桌面,杯底又磕在那块掉漆的木纹上,又发出那一声轻响。
“你三岁那年发高烧,”她开口了,声音很轻,“烧了两天两夜。我抱着你坐了两天两夜。你爸说要送医院,我说再等等,我怕路上颠着你。你烧得说胡话,喊妈妈,喊爸爸,喊一些我听不懂的东西。我把你贴在胸口上,你的脸烫得像块炭。我说,奕奕,妈在这儿,妈不走。”
她停下来。雨声填满了这个空隙。
“你现在做的这些事,”她说,“和那天夜里你烧得说胡话的时候,是同一个孩子吗。”
她的语气和刚才问话时一样平静。但那平静底下已经什么都不剩了。不是碎了,不是裂了,是彻底没有了——像是她把心里最后一点东西从搪瓷杯里倒空了,一滴不剩。
她站起身。浅粉色的吊带睡裙皱巴巴地贴在身上,肩带又滑下来了,她没有去拉。她端起那杯凉透的白开水,赤着脚,一步一步走回房间。脚步很慢,很稳,和平时去厨房端菜、去阳台收衣服的脚步一模一样。
门没有锁。她把门推开,走进去,没有回头。门就那么虚掩着,留了一条缝。门缝里透出一线灰蒙蒙的光,很快被窗外的雨幕吞掉了。
我坐在餐桌前没动。搪瓷杯搁在桌面上的那个位置,杯底压着那块掉漆的木纹。我的手放在桌沿,手指冰凉。窗外的雨越下越大,玻璃上的雨痕把外面的筒子楼、电线杆、灰蒙蒙的天搅成一片模糊的灰色。日光灯还在嗡嗡响,但我已经听不见了。
门虚掩着。她没有锁。